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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2019:错走一步,害苦三代人

2019-08-10 来源:腾讯财经作者:责任编辑。王凤仪0768

据媒体报道,截至2019年7月28日,中国市值超过万亿的上市公司共计11家,这其中就有阿里、腾讯和中国平安。

如果把目光回溯到20年前的1999年,我们会发现真是沧海桑田:这一年,马云在杭州创建了阿里巴巴,李彦宏在北京创办了百度,马化腾开发了OICQ;刘强东则在北京中关村租了一个柜台,售卖刻录机和光碟,柜台名称就叫“京东多媒体”。

这些今日互联网界的大佬,在其他毕业生、年轻人还在考虑户口、编制以及何时买房的时候,已经扬帆起航,经过一路的跌跌撞撞,最后终于有所成就。

至于普通人,正如我们所知,同样是1999年,同一个班毕业的大学同学,在这个大时代向上的启航时刻,如果选择了不同的方向,此后的人生就有了完全不同的财富机遇。

1999年,红利渐次释放

今年的经济情况到底如何?看国家统计局的官方表述“总的来看,上半年中国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但也要看到,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较突出,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

其实,对比困难重重的1999年,2019年的状况要好一些。

1999年的中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经济状况: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产能过剩严重;银行不良资产比率过高。

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代人的命运开始了。

这一年的大学毕业生有人发誓“打死也不回老家”,他们直奔北上广深,那时候还没人把杭州放在眼里。他们中一批人进了当时还比较弱小或者名不见经传的公司,苦苦挣扎,因为当时老板们也面临巨大的压力。

但是,中国的引擎正在加速,一个又一个闸门被打开,红利渐次释放。身处大城市的年轻人很快会看到一波又一波的财富机遇。

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此前的1998年7月3日,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废除了住房实物分配的制度,为商品房的发展扫清了“竞争对手”,从而确立了商品房的市场主体地位。

当老板,进靠谱私企,买房在当时都是非常清晰的财富风口。

接着,我们看到一批制造业、互联网企业、房地产企业开始萌芽向上。个体的命运只要与这些行业发生关联,都有可能迅速发生阶层跃升:

我有一位熟人在当时进了一家地产公司,不到30岁就做到了这家地产公司的财务总监,几年之后,这家公司上市,他当然也就实现了财务自由;

还有一位校友进了一家软件公司,从底层干起,在深圳买了两套房,如今也是分公司的高层,公司也已经上市,虽然不算大富大贵,也算衣食无忧;

还有人辞了处级干部不当,下海开了律所,专门做公司上市的相关法律业务,如今在一线城市坐拥豪宅和三个娃。

至于买房致富的故事,就不一一列举了,实在太多。

这样的故事相信在你身边也有不少,当然,也有人与财富、机遇擦肩而过。

多年前,一位朋友不满意老家的工作到一线城市寻找机会,其父亲表示反对,随后跟来要他回家。在火车站,他看到父亲的白发在空中飘散,瞬间,他那颗想外出闯世界的雄心就被粉碎了,乖乖跟着父亲回了老家。

那一年,一线城市的房价一平方米才几千块。深圳的大疆无人机公司还未创建,北京还没有鸟巢,至于广州的亚运会更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

“入世”之后,发达地区获益更多

1999年的毕业生也有人选择回到了老家的农村或者小县城。他们至少在当时对自己的选择是很满意的,在一些边远的区域,他们甚至一度享有可以自选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的特殊待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是2005年才通过。

两年多之后的2001年12月11日,中国成为WTO的第143个正式成员。

中国进入高速运转阶段,加入世贸组织前后,中国大幅修订了包括外资法、外贸法在内的多个法律法规,制定、修订、废止了2000余件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清理了19万多件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入世”五年后,中国人均GDP从2001年的刚过1000美元提高到了2005年的1700美元。

不过,最多的红利是在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北京上海等地得到释放。全国人民的收入普遍得到提升,发达地区的人们收入提升更快。当时,广州珠江新城的多数区域还是一片荒地,江对岸的某著名楼盘只卖3999元一平方米。

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大城市以及发达区域打工,这是最能吃苦的60后、70后,他们对于贫穷以及居无定所有一种天然的恐惧,他们不拒绝加班,他们是流水线上默默无闻的主力军。

只要能存到足够的钱,他们就会心心念念要在农村老家修一栋楼、一套房子或者修葺旧宅,他们不知道,就是这样一种执念,再一次把他们从财富之神的身边拉开。

1999年之前,也有不少农民工把钱汇回家建一栋楼。不过,在中国“入世”之后,因为工作机会大增,收入也在增加,更多农民工把钱汇回老家建房子。每年春节的火车站都是密密麻麻的人头,返乡的农民工是中国春运的主力军。

正是因为户口以及教育机会等种种原因,农民工更愿意选择“叶落归根”,他们把钱投在老家,消费和买房也主要在县城、农村完成,结果是绝大多数人完美错过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红利。

中国的GDP从1999年的世界排名第七,总量9.06万亿元,到2018年已经跃居世界排名第二,总量达到90.03万亿人民币,差不多增长了十倍,农民工们的财富增速则远逊于此。

一些在县城有着稳定收入的人士,在某些时段曾一度风光无限,但是当时代转换成另外一种语境的时候,他们的总体收入和购买力都在苦苦和通胀做着对抗。

现在看来,过去20年,无论是在老家农村建一栋楼,还是选择回小县城工作,应该都是逆中国经济大势而为的遗憾选择。

人生就是这样,在一两个关键时刻,做出保守选择,再错过一两个关键的人物,瞬间而过的20年,就是财富截然不同的20年。人生有多少个20年?

不说别的,就说回到20年甚至十多年前,一二线买房置业,抑或回老家盖房,不同的选择可谓造就了天壤之别的结局:往前一步,家族自此走向巅峰,后退一步,自己不能逆袭不说,下一代甚至下几代都会受影响。

500强名单变化揭示未来风口

未来的财富机会在哪里?

我们继续看看历史数据:1999年的美国《财富》世界500强资料显示,1999年世界500家最大企业营业额的增长是近四年来最快的一年,同时也是利润额大幅度增长的一年。是的,在普通人感觉痛苦的时候,世界顶级公司们还是一片繁荣的景象。

结论就是强者恒强,不过,在1999年新的趋势已经展现:在世界500强中,传统经济企业占据重要地位;但新经济企业的效益远好于传统经济企业;信息产业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支柱行业。

彼时,进入世界500强企业最多的前五个国家分别是:美日英德法,没有中国。

2019年,拥有世界500强企业最多的国家是中国和美国:从数量上看,世界500强有129家来自中国,历史上首次超过美国(121家)。即使不计算台湾地区企业,中国大陆企业(包括香港企业)也达到119家,与美国数量旗鼓相当。

根据财富中文网的分析:中美两国企业都集中在能源矿业、商业贸易、银行、保险、航空与防务等产业。但是,中国有数量众多的金属制品企业、工程建筑企业、汽车企业和房地产企业,上榜美国企业在这些产业或者没有,或者极少。同时,上榜的美国和世界其它国家大公司中有一批与人的健康、医疗、生活等有关的产业。

很明显:美国的产业结构是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而中国的产业结构还处在工业化阶段。

中国的产业结构会向怎样的方向发展?至少两国世界500强的对比是一个可以参考的重要指标。

我们未来的学习、工作、就业、创业等方向都要和时代同频,而且要清晰看到人口、资本、技术在向哪些区域、领域涌动,这些都是硬指标,远超过那些空洞的口号。

毫无疑问,与人体健康、精神享受有关的行业至少是风口之一,包括但不限于医疗、养老、美容、娱乐、隐私安全与保护的行业都会有大发展,而人工智能、生物科技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会在其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而一些相对比较传统的行业,比如汽车、地产、钢铁企业以及工程建筑企业则会因为人口要素以及社会的需求变化而退出风口。

抓住机遇,抓住城市、国家与产业的机遇,所谓“好风凭借力”,确实会有更大的机会更快实现财富增值。

莎士比亚说:“好花盛开,就该尽先摘,慎莫待,美景难再,否则一瞬间,它就要凋零萎谢,落在尘埃”。有些人估计已经错过多次出现的“好花”,也面对过多次“凋零萎谢“,希望下一次不要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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